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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前身台北帝大之時,曾規劃有植物園,其範圍約為今之傅園、一號館後方、女一舍、女五舍、研究生宿舍及國立編譯館、地質系一帶,而目前之植物標本館即為當時植物園園長辦公所在位置,這也可解釋為何標本館舊大門面朝傅園。 植物園園長同時擔任當時的植物分類學講座教授,其下分為研究部門與工作部門,研究部門包含講師、助教、研究生等人員;工作部門則包含標本館本身的技師、技工等,負責標本之製作、典藏、上櫃、交換等工作,而其所收藏的分類圖書及資料更是當時標本館研究及典藏工作之動力,由於收藏豐富,所以當時也有標本館所屬圖書館館員之編制。工作部門另亦包含植物園經營管理之相關人力資源,其經營方向,推測可能是朝向規劃為研究性質之植物園,因為日人領台時期,標本館除了研究台灣的植物之外,由於當局的南進政策,東南亞及太平洋島嶼植物研究亦為其主要目標之一,若遇疑難珍貴之種類,即攜回種植,今東京大學及京都大學之植物學研究亦仍保有此一習慣,這也是前述屬於舊植物園之臺大校地地區多見稀有樹種之原因,甚至部分植物種類名稱至今尚有爭議,及至今日臺大植物系標本館來自南洋之植物標本,仍是研究太平洋島嶼植物學者必需參考的重要依據。 台灣光復之後,本來是植物園一部分的植物分類學講座被併入植物系,植物園的管理部門似乎消失了,而植物園的管理中心變成植物學系所屬的標本館,在高喊新科技及管理效率的 90年代,相關圖書也被納入新總圖書館的諸多書海之中,少有人聞問,在邁入21世紀之際,這棟1929年之建物亦曾面臨被改為他用之危機,在主任及館長多方的奔走之下,已取得校方同意繼續為標本館所留用。帝大時期植物園及其相關部門、分類學講座及研究部門、圖書部門之規劃,其實在歐洲較具傳統之研究機構都可見到類似的例子,在植物園中可看到古老的植物研究建物,由於歷史悠久,它已經變成一個大學或某一地區大家共同記憶的一部分,而 臺大植物系標本館它不只見證近百年來台灣政經文化的變遷,同時也深具重要的歷史意義。 台灣資源開拓史
自然植物資源為潛在的作物種原來源。調查本省產之植物資源(植物誌),由此發掘有用植物乃成為種原調查不可或缺之一環。 台灣植物資源之開拓史,可分為三個階段(黃,1986)。 第一階段為英人開拓時期:1854-1892。始自於英人R.
Fortune登陸淡水採集至A.
Henry來台採集共40年。亨利氏曾發表台灣植物目錄,計1429種。Fordes和Hemsley(1905)著「中國大陸、台灣、海南島、韓國、琉球列島及香港等地區植物名錄」共計2000種。此時所採集之標本全部保存在歐洲諸國,尤其是英國皇家植物園及大英博物館。 第二階段為日人開發時期(1895-1945):此期可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由東京大學負責研究(1906-1911)。松村任三及早田文藏(Matsumura
and Hayata, 1960)之台灣植物誌,及早田文藏之「台灣高山植物誌」、川上瀧彌(Kawakami,
1910)之「台灣植物目錄」及早田文藏(1911)之「台灣植物資料」係本期之代表性研究成果。此時之標本均送往日本,保存於東京大學植物系標本館。第二期為台灣總總督府林業部研究時期(1917-1930),金平亮三(1917,1939)所著之「台灣樹木誌」及佐佐木舜一(Sasaki,
1922, 1928)所著「台灣植物名彙」為本期研究代表成果。此期所採集之標本多數保存於台灣省林業試驗所標本館,而將複本留存於
臺大植物系標本館、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標本館。第三期臺大植物系開發時期(1928-1945)。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創立,並將台灣植物資源調查研究轉交於植物分類生態學教室執行。此期由工藤佑舜、正宗嚴敬及山本由松等教授率領學生踏遍全島,全面大量採集,其成果由正宗嚴敬1936年發表於最新台灣植物總名錄而後曾再版(Masamune,
1954)。此時期之標本至少一份存於
臺大植物學系而複份則存於國內各大標本館。 第三階段國人研究時期(1945-1980):光復後台灣經濟每下愈況,且李惠林、侯定、耿煊及趙傳纓諸學者相先後赴美,並居留國外,台灣植物調查工作未竟全功,為有關植物研究學者(如劉棠瑞、劉業經)對此豐富植物資源之調查工作未能延續而感到遺憾,於是1972年李惠林等獲國科會之瞭解與支持,以中美科學合作方式完成了先趨性之「台灣植物誌」(1975-1979),記述4601種分類群,提供了充實性植物誌之藍本,黃增泉等於1993年開始編撰第二版植物誌,已於2002年全數出版完成,記述4220種分類群。 標本館提供了自然植物資源調查工作研究鑑定與證據保存的空間,在台灣自然植物生態個探索功不可沒,更提供了人們瞭解植物最精確最便利的教育場所。 臺大植物標本館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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